官商之間的惡性競爭，互相搶客，壓價抬價，勾心斗角，愈演愈烈，反映了廣州的外貿(mào)市場，亂象叢生。1702年（康熙四十一年）前后，在四大官商之外，又出現(xiàn)了幾個所謂的“皇商”，號稱有皇太子做靠山，一般不知底細的商人，難免望而生畏。

在那個潮濕而溫暖的春天，英國商人傳得沸沸揚揚：“廣州出現(xiàn)了一個新怪物，名叫皇商，他付給朝廷四萬二千兩銀，獲得對歐洲人貿(mào)易的獨占權，沒有一個中國人敢于干預他，除非他認為有價值，才準加入合伙?！边@個消息，嚇住了許多準備到廣州的洋商。1704年（康熙四十三年）夏天，在澳門?？苛撕脦讞l英國船，對到底是去廣州，還是留在澳門交易，猶豫不決。除了擔心皇商外，還有另外一個消息，據(jù)說現(xiàn)任海關監(jiān)督安泰對洋商很不友好，一艘英國商船在黃埔晾了五十多天，也沒開始交易。

英商先派一名代表到廣州，與安泰見面，試探他的態(tài)度。然后，黎安官到了澳門見英國大班，竭力勸英國人到廣州。海關監(jiān)督不久就要換人了，據(jù)說接任者對洋商態(tài)度頗友好。至于皇商，雖然確有其人，但在廣州十分孤立。此人是鹽販子出身，曾因中飽鹽稅，被逐出省外，不久又卷土重來，自恃有皇室撐腰，企圖獨攬對外貿(mào)易。這個人其實既無貨物，也無本錢，玩的是空手套白狼，海關也非常討厭他。

黎安官安慰英商，不必害怕這個皇商，廣州的各大行商已準備聯(lián)合起來，爭取海關監(jiān)督的支持，共同對付此人。黎安官建議，如果還不放心，可以先丈量船只，然后進黃埔港，領取執(zhí)照，做好各種準備工夫，等新監(jiān)督上任后，再正式交易。英商聽從了他的建議，七月下旬，肯特號、伊頓號和斯特雷特姆三條英國船，陸續(xù)從澳門駛入黃埔卸貨，大班則到廣州領取交易執(zhí)照。

9月9日，三條船都卸完貨了，兩天后，在海關官員、通事陪同下，皇商到商館開包驗貨。這人果然面目可厭，大搖大擺，東瞧西看，隨便用手一指，說這箱貨值多少錢，那箱貨值多少錢，釘嘴鐵舌，言出價定。然而，當英商把準備采購的清單給他時，他卻要英商借錢給他備貨。雖然以前當洋商委托行商采購某些商品，而行商資金不足時，也確有預付貨款的先例，但這是基于過往交易的信用，英國人對這個皇商的底細，毫無了解，怎么肯貿(mào)貿(mào)然借錢呢？

按照常規(guī)，商人要把貨物價值的4%，作為規(guī)禮送給監(jiān)督本人。這種陋規(guī)，不列入官方的正式則例，屬于孝敬海關監(jiān)督的私賄。但勢焰熏天的皇商，已公開揚言，他只繳納正常關稅，不會多給一個銅板的規(guī)銀，完全視海關若無物。還有一個多月就要卸任的安泰，心急火燎，因為一筆豐厚的規(guī)禮，眼看要見財化水，恨不得一巴掌把這個皇商拍到珠江里去。他要求黎安官、安官、喜官、平官、嚴浦秀等行商，撇開皇商，直接與英國人交易，三天之內(nèi)，必須談妥貿(mào)易條件。大家都不敢怠慢。

英國人把伊頓號上的歐洲貨物，全賣給了黎安官一人。各行商也積極為英國船備貨。黎安官叮囑英商，暫時不要公開他們之間的交易，以免皇商從中搗亂。但世上沒有不透風的墻，皇商很快知道實情，勃然大怒，直奔肇慶，向兩廣總督郭世隆告狀。坊間相傳，皇商與郭世隆的兒子過從甚密，承諾把這筆生意的一半分給這位衙內(nèi)，以換取他的支持。行商們慌了，為了自救，迅速串聯(lián)起來，向總督反訴，指這個皇商專做無本生意，信用又差，是英夷不肯與之交易，并非我們排斥他。

雙方都攤牌了。郭世隆命令廣州知府朱國寧調查。這個皇商平日過于囂張，省城里沒有人喜歡他。知府領了憲諭，一絲不茍，派員上門徹查皇商的倉庫，發(fā)現(xiàn)里面空空如也，什么貨也沒有，于是如實稟報總督。事實俱在，總督也很難替皇商說話了。10月14日，全體行商去海關見安泰，希望他親自向制臺大人陳情，否則，大家做不成生意，不僅商人吃虧，監(jiān)督本人的利益也會受損。這正是安泰最著急的事。

10月18日，安泰到肇慶與兩廣總督郭世隆見面。行商們忐忑不安地等著他的回音。兩天后安泰回來告訴大家，制臺大人已同意把生意交回給行商去做，但希望大家湊點錢給這位皇商，作為補償損失。大家都松了口氣，就當破財擋災，趕緊湊了五千兩銀子，把他打發(fā)了事。沒過多久，曇花一現(xiàn)的皇商，便從廣州消失了。

成功趕走了皇商，行商們愈發(fā)覺得，聯(lián)合起來是有用的。

1715年（康熙五十四年），廈門發(fā)生了英船安妮號事件。起因是廈門的行商，拖欠英商兩千多兩銀的貨款，賴賬不還，官府包庇行商，把安妮號逐出港口。英國人一氣之下，把一條開往巴達維亞的中國貨船扣下為質，逼中方還錢。廈門水師也不示弱，出動了幾十艘兵船，還帶著一些載滿燃料的小船，擺出圍攻安妮號的架勢。英國人大驚，匆匆斬斷纜繩，逃出大海。這一事件，促使英國東印度公司下令他們的商船，改往廣州進行交易。

 

茶行會館

英國商船馬爾巴勒號、蘇姍娜號、長桁號，都在安妮號事件的翌年夏天，抵達澳門。但因為發(fā)生了廈門事件，他們沒摸清廣州官府的態(tài)度，全都寄碇氹仔，觀望風色。這引起了葡萄牙人的不滿，他們視澳門為禁臠，不歡迎信奉新教的英國人到來。他們宣稱，如果英國人一意孤行，誓必報復。

英商面臨前狼后虎的局面。東印度公司命令三艘船的大班，放棄一切內(nèi)部爭執(zhí)，組成一個管理委員會，協(xié)同進退，共克艱難。公司要求他們在廣州“必須貢獻出最大努力，增進我們?nèi)掖墓餐妗薄９芾砦瘑T會成立后，馬上寫信給廣州的行商，了解情況。

當時廣州行商以林官與安官，實力最厚，控制了大部分與歐洲的貿(mào)易，英國人請他們到氹仔會晤。但安官沒答應，只是復信說，廣州與安妮號事件無關，有司歡迎英國商船，他們可以放心把船開到虎門。英國人仍然舉棋不定，馬爾巴勒號第一大班芬威克（Fenwick）獨自乘小艇到廣州，拜訪林官、安官，當面盤察。

兩位商人都客氣地擺出生果茶品相待，稱廣州不是廈門，制臺大人已保證英商在廣州的安全，在廣州交易，萬無一失。海關監(jiān)督哈爾金也表示無任歡迎，并授予英商前所未有的特權：一、英商大班可以隨時與海關監(jiān)督相見，無需等候；二、英館前張貼許可自由交易的布告，不得騷擾；三、英船可以隨意任免通事、買辦及其他類似的仆役；四、英商大班和船長以懸掛旗幟為號，進入海關時不得阻攔；五、英船可儲存海軍軍需品，不得加以任何課稅；六、海關不得延誤英船需要的出口關單。

在得到種種保證后，英國人終于下決心到廣州。7月31日，馬爾巴勒號、蘇姍娜號在引水人的帶領下，小心翼翼，駛入黃埔港；8月8日，長桁號也入港了。在習習涼風中，所有船只的上帆、縱帆和三角帆，都已落下。海關人員開始登船丈量。

丈量船只也大有講究，從船頭最前的一點，量到船尾最后一點，是一種量法；從前桅量到后桅，也是一種量法。兩者尺寸大不相同，交的錢也大不相同。按哪種方法量，端的看洋商是否“識趣”，若肯納些錢物，沒有什么是辦不到的。丈量完成以后，周圍的洋船鳴放禮炮，船員們爬到桅桿高處，向海關人員揮手歡呼，表達敬意。這時，海關的船只上，也會敲響大鑼，作為回禮。震耳欲聾的炮聲和鑼聲，在天空久久回蕩，仿佛告訴人們，交易正式開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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洋商在廣州并沒有自己的商館，他們是租用本地行商的商館和倉庫。漢密爾頓船長寫道：“到廣州后，粵海關將我和我的下屬以及貨物安置在一間行館中，這間行館屬于他手下的一名商人。里面只有法國人，他們后來也租用了一間商館并可以隨意拜訪我。”（漢密爾頓《新東印度群島旅行記》）

這種情況，至少到康熙朝的最后一年，也沒有改變。1721年（康熙六十年）到達廣州的英國船長喬治·夏沃克（George Shelvocke）記述：“英國商人在廣州沒有固定的商館，只被允許在江邊租賃大商館或者商行，商館帶有貨倉，方便洋商們將貨物寄存于此，直到離開?！保ㄏ奈挚恕督?jīng)南大洋航路環(huán)游世界》）這些商館與倉庫，大部分集中在西城墻外的江滸地區(qū)，也就是懷遠驛的南面。商船在黃埔泊岸，完成各項手續(xù)后，便用小型駁船（洋人稱為“官印船”）把貨運到城西的商館區(qū)貯存，等候交易。

英商與林官、安官見面洽談。這個過程令英商甚感不快，因為幾乎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，這兩人包攬了與這三艘英船的全部交易。當初英商拒絕讓皇商壟斷，現(xiàn)在也不愿意讓林官與安官壟斷。但這兩人實力最大，背后的靠山，似乎很牢固，其他行商都不敢與之作對。因此，英國人私下盡管罵罵咧咧，發(fā)泄著對林官與安官的不滿，但還是不得不依靠他們，與其他行商，只能在暗中進行少量的交易。

這三艘船上的貨物，無非是些鉛、毛織品和琥珀之類的商品，總價值不過一萬五千兩，而它們走的時候，裝滿了茶葉、瓷器、白銅、糖、明礬、樟腦、水銀等。長桁號比較小，采購的茶葉多得裝不下，要委托蘇姍娜號幫它運一部分。三船購貨的總價值達到五萬四千兩。為了避免在歸途遇上海盜，造成額外損失，英國人把剩余的錢，留在廣州作投資，或委托行商替他們放貸收息。這成了后來很多洋商仿效的做法。在朝廷“厚往薄來”的政策主導下，巨大的貿(mào)易順差，這時已開始形成了。

1720年（康熙五十九年），又有幾艘英國商船駛往廣州，包括卡納馮號、薩勒姆號、埃塞克斯號、橋水號等，還有一些奧斯坦德和法國的商船，停泊在黃埔港。奧斯坦德公司是屬于神圣羅馬帝國的，懸掛雙頭鷹旗，被廣州人稱為“雙鷹國”。多年來，他們在市場上的競爭，異常激烈。東印度公司要求英商繼續(xù)組織大班管理委員會，共同對付海關與行商，不惜一切代價，把其他國家尤其是奧斯坦德擠出市場。管理委員會覺得，應從打破林官與安官對價格的壟斷入手，才可能擴大貿(mào)易。

7月，南風強盛，薩勒姆號、埃塞克斯號、橋水號先行到達，卡納馮號因為在英吉利海峽遇上風暴，延誤了一個月，8月22日才到廣州。船剛靠岸，就聽到一個消息，林官在這一天去世了。英商憂喜參半，一方面不需要再花心思對付林官了，市場的阻力，無形消解了一半；但另一方面，只剩下安官一個寡頭，也可能更難對付。

英商運來的貨物不多，他們的主要任務是采購，尤其是茶葉，幾乎有多少要多少。廣州市場的茶葉，大部分是從福建運來的，主要品種有武夷茶、白毫茶和產(chǎn)自安徽的瓜片茶、松蘿茶等。清人郭柏蒼的《閩產(chǎn)錄異》寫道：“昔年閩茶運粵，粵之十三行，逐春收貯，次第出洋。以此諸番皆缺，茶價常貴?！钡瓤{馮號來到時，上等茶葉已被搶光了，只能搶次一等的。行商們趁機抬高價格，以次充好，英商為了搶占市場，通通都要。幾個月后，當卡納馮號離開廣州時，船艙被兩千兩百多箱和兩百桶質量一般的茶葉，堆得滿滿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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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官突然去世，人們忽然看到了一個重新洗牌的機會，不少商人摩拳擦掌，要嘗鼎一臠。大行商們認為，如果聽任小商人大量涌入，惡性競爭，勢必玉石俱焚。必須有一套機制，把那些渾水摸魚、不具實力的小商家擋在門外；但同時也要避免再讓一兩個寡頭把持市場。驅逐皇商成功的經(jīng)驗讓他們覺得，聯(lián)合起來的時機到了。于是，經(jīng)過各家協(xié)商，決定結成同盟，共同管理市場，有錢齊齊賺。安官似乎沒有反對結盟。

在林官去世四個月之后——1720年（康熙五十九年）12月25日——還在廣州的洋商們正在過圣誕節(jié)，廣州十六家行商，舉行了隆重的結盟儀式。他們在神靈面前，焚香禮拜，宰雞啜血，立下了十三條行規(guī)。行規(guī)的英文文本，收錄在“編年史”中，梁嘉彬把它重譯成中文如下：

一、華夷商民，同屬食毛踐土，應一體仰戴皇仁，誓圖報稱。

二、為使公私利益界劃清楚起見，爰立行規(guī)，共相遵守。

三、華夷商民一視同仁，倘夷商得買賤賣貴，則行商必致虧折，且恐發(fā)生魚目混珠之弊，故各行商應與夷商相聚一堂，共同議價，其有單獨行為者應受處罰。

四、他處或他省商人來省與夷商交易時，本行應與之協(xié)訂貨價，俾得賣價公道；有自行訂定貨價或暗中購入貨物者罰。

五、貨價即經(jīng)協(xié)議妥帖之后，貨物應力求道地，有以劣貨欺瞞夷商者應受處罰。

六、為防止私販起見，凡落貨夷船時均須填冊；有故意規(guī)避或手續(xù)不清者應受懲罰。

七、手工業(yè)品如扇、漆器、刺繡、圖畫之類，得由普通商家任意經(jīng)營販賣之。

八、瓷器有待特別鑒定者（按似指古瓷），任何人得自行販賣，但賣者無論贏虧，均須以賣價百分之三十納交本行。

九、綠茶凈量應從實呈報，違者處罰。

十、自夷船卸貨及締訂裝貨合同時，均須先期交款，以后須將余款交清，違者處罰。

十一、夷船欲專擇某商交易時，該商得承受此船貨物之一半，但其他一半須歸本行同仁攤分之；有獨攬全船貨物者處罰。

十二、行商中對于公行負責最重及擔任經(jīng)費最大者，許其在外洋貿(mào)易占一全股，次者占半股，其余則占一股之四分之一。

十三、頭等行，即占一全股者，凡五；二等者五；三等者六；新入公行者，應納銀一千兩作為公共開支經(jīng)費，并列入三等行內(nèi)。

從行規(guī)看，主要是為了防止一家壟斷或多家惡性競爭。大家關注的焦點，還是茶葉，對手工業(yè)品和瓷器等商品，管制并不很嚴。廣州的大部分行商都入盟了，稱為“公行”，沒入盟的，只剩下四五家。梁嘉彬在研究著作中稱贊：“自經(jīng)此項盟約后，行商有一公平嚴密之組織，商人彼此間不至再互相排擠而使外人獨享其利，亦不使行商肆行欺詐而使外人獨受其害。此種公平邁進之精神，誠可欽佩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