佛教與中國的道教不同，道教主要是源于老莊道家，沒什么分支旁系，而佛教門派繁多，經(jīng)書浩瀚，光是搞清那些名詞概念，就很不容易。佛教要取得中國人的信奉，有很多事情要做，首先是要道路通，印度僧人必須大批進來，而不是三三兩兩進來，中國幅員遼闊，人少不起作用；其次是要語言通，老百姓很多不識字，要有大批把梵文翻譯成中國所有方言區(qū)都能聽懂的人才；然后要說服很多中國人相信這個宗教，愿意削發(fā)出家，遵守戒律；還要在全國各地興建很多的寺院，才能慢慢影響到天南地北十三州的普通民眾。
這是一個極其復雜、浩大的過程，沒有天意相助，簡直無法想象如何完成。史書常說菩提達摩到廣州傳教，結草為廬，設壇傳教，開中國佛教禪宗之始。聽起來很簡單，但那時西來初地一帶，人跡尚稀，即使有居民，也以目不識丁的村夫農(nóng)婦居多。達摩不會粵語，孤身來到，在水岸邊搭個草寮，整天用沒人聽得懂的話說：“嗡阿彌德瓦阿依思德吽舍”，就會有人聽他傳教？不把他當傻子，已經(jīng)是奇跡了，但人們竟然接受了，后來還在他結廬的地方，興建了規(guī)模宏大的華林寺。
佛教在中國的傳播，最早開始于西漢時期，佛家的“空”與道家的“無”，有某些相通之處，很多人最初是通過理解道家，去理解佛家的。道家理論對佛教傳播，起到了很大的推助作用。
西漢建和元年（147），中國佛教史上第一個佛經(jīng)翻譯家安世高漂洋過海，來到廣州。從此，印度僧人經(jīng)海路由徐聞、合浦等地來中國，絡繹不絕，他們先在西江流域立足，然后東至廣州，再北上韶關，越過五嶺，擴散至江淮和北方地區(qū)。三國時代的廣信人牟子，中國第一位著書弘揚佛法的學者，也是一位深稽博考的《老子》研究者，他在論述佛教時，便大量引用儒家、道家的經(jīng)典。
華林寺
佛教一度被原教旨的儒家視為異端邪說，受到激烈抨擊。它之所以能夠在嶺南立足，顯然與嶺南“去古帝王都會最遠，固聲教不能先及”的人文環(huán)境有關。正統(tǒng)學術看不起嶺南，各種“異端邪說”便易于“乘虛而入”，在這里生根發(fā)芽了。牟子放言：“四師（堯、舜、周公、孔子）雖圣，比之于佛，尤白鹿之與麒麟，燕鳥之與鳳凰也?！彼谏n梧舌戰(zhàn)群儒，釋疑辯難，并寫下《理惑論》三十七章，至今仍是研究中國佛教的必讀之書。
西晉太康二年（281），印度僧人迦摩羅從西天竺抵達今廣州傳教，修筑三歸寺（也有寫作三皈）、仁王寺。這是廣州最早的兩座佛寺。三歸寺湮滅已久，無從稽考，而仁王寺的位置，在詩書路南端。仁王者，佛之尊稱。佛號能仁，又稱法王，故稱仁王。仁王寺再往南，就是浩浩的珠江。唐代仁王寺前有日泉井，故又名“日泉寺”。南漢時進行重修，又稱“千佛寺”。與迦摩羅同一時期抵達的，還有一位天竺僧侶彊梁婁至，在廣州從事佛典的翻譯，譯成《十二游經(jīng)》一卷。
廣州城西有一座光孝寺，在中國佛教傳播史上，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。光孝寺原是南越國末代國主趙建德的故宅。三國時，東吳才子虞翻被孫權貶到廣州，棲身于趙建德的故園講學，絳帳侍坐者，常數(shù)百人。講學之余，在園中栽種了不少訶子樹。人們把這個園子稱為“虞苑”。虞翻死后，他的家人把虞苑捐出，興建制止寺（亦稱制旨寺）。這時訶子樹已長大，僧人便把稱寺院為“訶林”，取佛家“降三世種子”之意。
東晉時期，西域高僧曇摩耶舍來廣州傳教，在制止寺修了一座大雄寶殿，改名為王苑朝延寺，俗稱王園寺。魏晉南北朝時，廣州是全國佛教重鎮(zhèn)，留下許多高僧大德的足跡，天竺高僧求那跋陀羅，也在劉宋年間（420－479），乘商船從諸薄港（爪哇島）抵達廣州。這位大和尚登岸以后，披著袈裟，拄著錫杖，信步而行，來到王園寺。這時寺院里的訶子樹林，已是濃郁蔥蘢。他指著樹林，大發(fā)感慨說：“此西方訶梨勒果之林也。宜曰‘訶林制止’。”他這句話被中國僧人聽懂了，說明他懂中文，至少帶了翻譯。
求那跋陀羅在寺中始創(chuàng)戒壇，修建了毗盧殿，開設了“制止”道場。而他最神秘的舉動，是在寺中立了一塊石碑，上面鑿刻一行字：“后當有肉身菩薩于此受戒?！鼻迦隋X以塏說：梁天監(jiān)元年（502）從天竺來的智藥三藏，在寺中也立了一塊碑，上面刻的是“后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薩來此樹下開演上乘”。這是同一塊碑，還是兩塊碑？或者根本就沒有碑？碑文又是什么意思？誰也猜不透。
梁普通八年（527），南天竺高僧菩提達摩一葦渡海，到廣州傳播禪學。達摩離開廣州北上后約三十年，西印度高僧真諦（梵名波羅末陀）也到了廣州。廣州刺史歐陽頠竭力挽留他，真諦便掛錫制旨寺，從事譯經(jīng)。唐代的《續(xù)高僧傳》說他“筆受文義，垂二十年，前后所出五十余部，并述義記，皆此土所無者”。如果真諦不是在來中國前，已經(jīng)學會了中文，怎么可能在南陳永定二年（558），至南陳太建元年（569）間，便翻譯了《金剛般若經(jīng)》等三十八部經(jīng)書。在真諦之后，還有慧愷等僧人，也在制旨寺傳教、譯經(jīng)。
惠能六祖
其后再到唐乾封二年（667），嶺南出了一個惠能。
惠能是廣東新興人。少時父親早亡，靠賣柴養(yǎng)活母親。一日，他在街市聽人誦讀金剛經(jīng)，心有所感，于是遠赴湖北黃梅，拜五祖弘忍為師。這也是一個奇跡。一個目不識丁的人，為什么會對金剛經(jīng)“心有所感”？他怎么聽得明白？他拜弘忍為師，怎么聽得懂弘忍講的湖北話？似乎冥冥之中，一切早有安排。
惠能與五祖之間有一段對話。五祖問：“汝何方人，欲求何物？”惠能答：“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，遠來禮師。惟求作佛，不求余物。”五祖問：“汝是嶺南人，又是獦獠，若為堪作佛？”惠能回答：“人雖有南北，佛性本無南北。獦獠身與和尚不同，佛性有何差別？”五祖看出惠能很有根器，便把衣缽傳授給他，成為六祖?；菽軘y帶著被無數(shù)人覬覦的衣缽，歷盡險阻，返回廣州。
王園寺在唐貞觀十九年（645）已改名為乾明法性寺?；菽艿搅朔ㄐ运拢瑳]有馬上表露身份，而是默默聽印宗法師說法。哲學史上著名的“風幡之論”，就發(fā)生在法性寺內(nèi)。印宗法師講《大涅槃經(jīng)》，講了一半，忽然指著飄動的法幡，問大家幡動的意趣。有人說是幡動；有人說幡是無情，因風而動；又有人說，風亦無情，如何能動，是風和幡因緣和合而動。這時，惠能忽然插話：“不是風動，不是幡動，仁者心動?！贝搜砸怀?，四座皆驚，惠能取出六祖衣缽，表明身份。印宗法師恭請惠能至上席，向他請教奧義。
人們這才恍然大悟，原來那塊碑上說的肉身菩薩，就是指惠能。智光律師為惠能受滿分戒，惠能正式躬受衣缽，成為南宗的創(chuàng)始人?；菽艿念^發(fā)被埋在地下，上面蓋了一座塔，名為瘞發(fā)塔。這座塔在大雄寶殿后面，以石基灰沙磚筑成，高7.8米，共七層，八角形，每一立面設佛龕佛像，上作八角攢尖頂，至今仍在。
神龍二年（706）前后，和尚們在法性寺內(nèi)建了一座睡佛閣，亦稱風幡堂，紀念惠能的風幡之論。宋代法性寺改名為報恩廣孝禪寺，后來又易“廣”為“光”，就稱為光孝寺了。北宋大中祥符元年（1008）至大中祥符九年（1016）間，光孝寺內(nèi)再建了一座六祖殿（原名“祖堂”），供奉六祖。
惠能斗大的字不識一筐，主張不立文字，即心即佛，當下一念，見性成佛，即“運水搬柴皆是道”。佛門里有一首偈語：“佛在靈山莫遠求，靈山就在汝心頭；人人有個靈山塔，好向靈山塔下修?！边@和孟子說“人皆可以為堯舜”，陸象山說“吾心即宇宙，宇宙即吾心”，王陽明說“個個人心有仲尼”，文異而義同。所謂圣人滿街走，是東方文化的精義所在。而南宗的修持方法通俗易行，阿貓阿狗皆可成佛，無須理會那些繁瑣的義學。
佛教史上有“南頓北漸”之爭。以惠能為代表的南宗，重在頓悟。而北宗則認為人的佛性為客塵所覆，必須時時修習，拂塵除垢，才能成佛。北方講求繁禮多儀，循序漸進，有時儀式比結果更重要；而南方則喜歡避繁就簡，舍名求實，只重效果而不在乎虛文縟節(jié)。
光孝寺
光孝寺的面積非常大，全盛時方圓三里都屬寺院的地皮，有十二殿六堂。以致有人夸張地形容：“光孝和尚，騎馬上香?！惫庑⑺乱彩菑V州最古老的寺廟，坊間流傳著一句話：“未有羊城，先有光孝”。
南朝蕭梁（502—557），佛教極盛，朝廷派曇裕大智法師前往真臘尋求佛舍利（釋迦牟尼留下的佛骨）。曇裕不負所托，果然從真臘帶回了舍利子。曇裕俗姓諸葛，是諸葛亮的后裔。蕭梁立國初年，諸葛氏與蕭氏結為姻親。曇裕法師作為內(nèi)道場沙門，出入宮禁，與聞朝政。南梁天監(jiān)十六年（517），梁國與扶南互遣使節(jié)通好，后梁國改元大同，扶南派人來致賀，朝廷派曇裕法師到扶南答謝，但因舟車勞頓而身患重病，回到廣州后，表奏朝廷，表示愿意居于寶莊嚴寺，梁武帝詔允。
寶莊嚴寺在光孝寺的東面，建于南朝劉宋時。其范圍，北至今百靈路，西鄰光孝寺、開元寺，南至今中山六路，東至解放北路，十分敞靜。曇裕法師遂強支病體，在寺中興建舍利塔，以收藏佛骨。廣州刺史蕭譽派掌天文歷數(shù)的官員，勘測地質(zhì)，又請堪輿家擇定吉日，于南梁大同三年（537）動工興建。先掘了九口水井，再筑一個蓄水池，這是為寺僧和工人的生活和施工，提供用水。
工程花了十年時間，才告完成，一座六層高的木塔，聳立在藍天之下、綠榕環(huán)抱之中，塔下埋藏著佛舍利，梁武帝賜名“寶莊嚴寺舍利塔”。塔內(nèi)各層雕刻了許多圖畫，人物眾多，山川、花草、鳥獸、魚蟲俱全，是曇裕法師參考佛經(jīng)故事和自己所見所聞而設計，俗稱“千佛塔”。后來曇裕法師圓寂，葬于廣州城北柯子嶺和順崗。在這個墓地，還埋葬著寶莊嚴寺的二十幾位祖師。
唐時寶莊嚴寺香客如云，香火極盛。高僧在殿堂說法，座下巍冠博帶、軒裳纓珮之輩，濟濟一堂。藏經(jīng)閣經(jīng)、律、論俱備，香積廚旁齋堂，飯桌一字排開，延接四眾弟子，香燭紙札山積，齋襯錢不可勝數(shù)。直到民國年間，寺內(nèi)還收藏著不少南北朝時代的文物，其中有一尊北齊的銅觀音像，上面刻有：“武平元年八月。圣上憂民疾苦，上焚香七日，功德被海，特制度維布二支，及侍僧一百八十員。奉敕造銅像十軀，愿皇基登極，圣壽無疆?！笨上Ш髞聿恢侣洹Ａ碛幸粔K南梁的響石，亦于1960年代“文革”時失落。
隋、唐以降，越來越多的天竺僧人，杖履相隨，到中國傳法；而中國僧人，也紛紛取海路前往西域，尤其是7世紀后期至8世紀，室利佛逝（馬來諸島中蘇門答臘島東部）佛教大興，航海技術也日益提升，遠渡重洋的中國僧人，更是與日俱增。據(jù)義凈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》記載，前往西域取經(jīng)的僧人有60人，其中取海路的就有19人，其中包括：常愍、明遠、會寧、運期、彼岸、智弘、義凈、善行等。
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 (唐)釋義凈譯
義凈法師是河北范陽人，唐咸亨二年（671）他帶著弟子善行，從廣州登上波斯的海舶，前往西方求佛。他到了室利佛逝，在那里居留了半年，學習梵文，然后經(jīng)末羅瑜、竭荼、裸人，前去印度取經(jīng)。在咸亨四年（673），義凈抵達印度，在印度東部的耽摩立底待了13年，潛心研究佛法。垂拱二年（686）他攜梵本三藏五十余萬頌，返回室利佛逝，從事翻譯與著述。
永昌元年（689），義凈返回廣州，駐錫法性寺。因為翻譯佛經(jīng)需要大量筆墨紙張，但室利佛逝的筆紙墨質(zhì)量，不合理想，而且市場上很難買到。他不辭勞累，千里迢迢回到廣州，只為了購買一批的文房四寶，并尋找志同道合者，一起到室利佛逝從事翻譯工作。在他的感召下，貞固、道弘、法朗、孟懷業(yè)等人，毅然舍棄國內(nèi)的一切，與他同赴海外。
在室利佛逝，義凈忘寢廢食，完成了《南海寄歸內(nèi)法傳》（四卷）、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》（兩卷）的著述。到武則天證圣元年（695），義凈才和貞固、道弘一起返回廣州。而這時，法朗已客死訶陵，孟懷業(yè)則因習慣了在室利佛逝的生活，不愿回國，寧愿長居印尼。他們都是有姓名可考的、從廣州出發(fā)的第一代印尼華僑。
法性寺規(guī)模太大了，因此從南朝到唐朝的漫長歲月里，關于它的記述，汗牛充棟，也有不少混亂矛盾之處，有時它被說成是一寺，有時說成是兩寺，有時被稱為制旨寺、王園寺，有時又被稱為法性寺、乾明寺。各種史書的記載，都有不同，可以推想，有些寫書的人，并沒有真的到過法性寺，只是互相轉(zhuǎn)抄而已，以致訛傳紛紜。但法性寺在中外佛教交流上，卻始終扮演著重要角色。
開元七年（719），高僧不空來到廣州，也在法性寺駐錫。不空名智藏，師子國人，他追隨金剛智三藏，從阇婆國來到廣州。相傳他乘船來廣州時，途中遇到大風浪，前方又有巨鯨阻路，人們都以為必死無疑，不空站立船頭，右手握五股菩提心杵，左手持《般若佛母經(jīng)》，口誦《大隨求》，即時風平浪靜，巨鯨也不見了。
金剛智入滅后，不空準備返回師子國，開元二十年（732），大唐朝廷托他赍送國書到師子國，他率領弟子再次來到廣州。廣州的佛教信眾很多，一聽說有高僧抵埗，立即全城轟動，人們扶老挈幼，潮水般涌去法性寺，希望得到高僧加持。宋代釋贊寧等撰《宋高僧傳》說，采訪使劉巨麟請求不空為他灌頂，不空乃在法性寺中龍華三會，說法度人，“相次度人百千萬眾”。直到入冬后，刮起北風，他才乘昆侖船離開廣州。
當時廣州人家，不分富貴貧賤，人人虔誠禮佛，排設佛像，供養(yǎng)塔寺，敬獻供品，布施僧貧，誦經(jīng)禮懺，成為一時風氣。法性寺有一口巨甑，直徑一丈，深五六尺，六祖時就放在那里了，讓信眾施飯給寺僧的。屈大均說：“當飯僧時，城中人爭持香粳投之?；蛴性娫疲骸f戶飯香諸佛下?！毙欧鹫呷藬?shù)的眾多和狂熱程度，從不空“度人百千萬眾”和法性寺巨甑的“萬戶飯香”，可想而知。
天寶七載（748），律宗高僧鑒真第五次東渡日本失敗后，皇帝下詔留鑒真在廣州開元寺供養(yǎng)。廣州城再次沸騰起來了，寺廟一齊鳴鐃擊鼓，人們奔走相告，激動萬分，簡直像遇上神仙下凡一樣。日本人真人元開撰寫《唐大和上東征傳》一書，記述了鑒真蒞臨廣州時的盛況，全城民眾扶老攜幼，緇素云集，夾道相迎。從碼頭到開元寺的沿途，“州縣官人、百姓填滿街衢，禮拜贊嘆，日夜不絕”。當鑒真離開廣州時，廣州人又再“傾城遠送”。這種熱鬧，可以持續(xù)多日，甚至變成一個節(jié)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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